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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互市贸易作为连接中原与边疆、中国与外国的商业纽带，其发展轨迹与时代兴衰紧密相连。人们常常好奇互市贸易的黄金期是多久，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没有单一的答案，因为不同历史语境下，互市贸易在政策支持、贸易规模、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繁荣表现，共同勾勒出多个各具特色的黄金阶段。这些阶段跨越千年，从古代的茶马古道到近代的边境口岸，从官方主导的榷场到民间自发的集市，互市贸易的黄金期始终与国家统一、边境安定、经济互补的时代背景相伴相生。
追溯互市贸易的起源，东汉时期与乌桓、鲜卑、匈奴等族的贸易往来已初具规模，“互市”之称也由此诞生。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明确的黄金期，出现在唐宋时期。唐代国力强盛，西域道路通畅，朝廷出于国防及经济利益考虑，将外贸纳入正轨，在边境定点设置互市监，由官府监督中外商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这一时期，陆上互市以马市为主，海上贸易也开始兴起，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等港口逐渐成为重要商港，中外商品在此集散，形成了“舟楫相望，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到了宋代，互市贸易更是进入了系统化发展阶段，宋、辽、金、元在边境广泛设置榷场，专门管理互市事务。尤其是茶马互市，从唐代的雏形发展为定制，宋朝设立“检举茶监司”“茶马司”等专门机构，以茶易马成为维系边疆安全的战略举措。当时，中原的茶叶、布帛、药材与边疆民族的马匹、皮毛、矿产等物资双向流通，不仅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求，更为朝廷带来了巨额茶利收入，解决了军费之需，这一繁荣局面持续了近三百年，成为古代互市贸易最具代表性的黄金期之一。
明清时期，互市贸易在政策的起伏中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形成了又一个延续性的黄金阶段。明朝初期实行“海禁+贡舶贸易”制度，仅允许官方主导的贡舶互市，但随着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的缓解，福建漳州、海澄、月港等口岸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逐渐活跃，互市范围从陆路边境扩展到海上。这一时期，贡舶互市、民间出海贸易、外国商船来华课税贸易三种形式并行，互市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从奢侈品延伸到日常生活用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入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后，朝廷正式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大海关，管理与西洋的通商贸易。此后，清朝的互市制度分为陆路“关市”、海路“海舶”及使节团“在馆交易”三种类型，中外商人在官员维持的市场秩序下自由交易，不再由官方垄断。无论是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及俄国的陆路互市，还是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恰克图、张家口、广州等互市点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这一黄金期从康熙朝持续至乾隆朝，见证了东亚区域贸易的深度融合。
近代以来，边境互市贸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中越边境的互市发展尤为典型，形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黄金期。1949年后，中越边境贸易历经曲折探索，在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进入规范发展期，这一持续15年的阶段成为中越互市贸易的黄金期。期间，两国推出“税收减半”等优惠政策，开放口岸，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1996年国务院明确边民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两种核心形式并提升免税额度，让贸易从自发无序走向规范高效。爱店口岸、板烂互市点、北山互市点等成为繁荣的贸易节点，中方的工业品、日用品与越南的矿产、土特产、药材双向流通，爱店口岸的药材交易市场在2005年上半年日均进出口药材就达80吨，年成交额超1.8亿元。这种基于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性的互市繁荣，不仅带动了边疆经济发展，更促进了两国边民的交流融合。
进入21世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智慧口岸建设的加速，互市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黄金期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2023年，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口口岸恢复通关后，边民互市贸易凭借“互联网+边民互市”改革和智慧监管系统的升级，再次迎来快速增长的黄金期。如今的互市贸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物交换，而是融入了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新元素，贸易效率大幅提升，商品种类更加多元。从古代的茶马古道到如今的跨境合作区，互市贸易的黄金期从未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它是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外各国、各民族通过贸易实现共赢的生动写照，其繁荣的印记跨越千年，至今仍在边境大地上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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