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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炼丹术与中医药学曾有着千丝万缕的交织，其中“点石成金”的传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人们不禁好奇，中药炼出黄金的药材有哪些？这一疑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深植根于古代方士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与对长生富贵的追求。从战国时期的燕齐方士到东晋的道教宗师，无数人在丹炉旁耗尽心血，试图通过草木金石的奇妙组合，实现贱金属向黄金的转化，而这一过程中用到的各类药材，也随着历史的尘埃被记载在典籍之中。
追溯这一文化现象的源头，黄白术无疑是核心载体。古代以黄喻金、以白喻银，黄白术便是通过药物点化，将铜、铅、锡等贱金属转化为类似黄金或白银的合金，也就是俗称的“药金”“药银”。西汉文帝时期，造假黄金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景帝甚至专门下诏制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可见当时相关技艺的盛行。而中药炼出黄金的药材有哪些，在早期的文献中已有初步记载。《神农本草经》曾提到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这里的“杀”实则指水银能与多种金属生成合金，这一特性也成为后来黄白术的重要技术基础。
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首次详细记录了用中药炼制“黄金”的完整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相关药材的具体应用。他提到，炼制需先取武都雄黄，要求丹色如鸡冠且光明无夹石，最低用量不得少于五斤，将其捣成粉末后与牛胆混合，煮至干燥备用。随后准备赤土釜，先在釜底铺三分厚的戎盐与石胆粉末，再铺上五分厚的雄黄末，如此交替叠加直至药材用尽，最后覆盖二寸厚的碎炭火，用蚓蝼土与戎盐混合成泥密封釜身，阴干一月后以马粪火慢煨三日三夜，便可炼出铜材。这一步骤中，雄黄作为核心药材，其主要成分是硫化砷，在高温下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为后续合金的形成奠定基础。
用上述方法炼出的铜材并非最终产物，还需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黄金”。葛洪记载，需将此铜铸造成筒，注入丹砂水后再以马粪火煨三十日，开炉后将铜筒捣碎，取二分丹砂与一分水银混合冶炼，便能凝结出“光明美色，可中钉也”的黄金。从现代化学视角来看，这种“黄金”实则是含砷的铜合金，当含砷量在10%以下时，合金呈现金黄色，与真金外观相似，这也是古代药金的本质。除了雄黄、丹砂、水银，戎盐和石胆在炼制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戎盐即食盐，能起到助熔和提纯的作用，石胆则富含硫酸铜，可参与反应调整合金成分。这些药材的组合与运用，展现了古代方士对物质变化的朴素认知。
随着黄白术的发展，用于炼制“黄金”的中药种类也逐渐丰富。隋代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所撰《宝藏记》中，记载的药金已达20种之多，包括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等，药银也有17种。其中雌黄与雄黄同为含砷硫化物，是早期黄白术中常用的“点化药”，与砒黄并称为“三黄”。道教方士狐刚子在《五金诀》中总结，“三黄”经“伏火处理”后可提高点化效果，这一技术在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也有提及，他指出矾石“火炼百日……不炼服，则杀人及百兽”，强调了药材炮制的重要性。这些记载不仅丰富了中药炼出黄金的药材名录，也反映了古代炼丹术与中医药炮制技术的相互影响。
历史上，药金的应用场景远超单纯的财富追求。葛洪曾提到，道士炼制金银主要是为了饵服以求长生，而非致富，但这一初衷逐渐被扭曲，不少人借此谋取荣华富贵。武则天时期，凤阁侍郎刘祎常炫耀女皇赏赐的黄金，经懂黄白术的孟诜辨认，实为药金，以火烧之会出现五彩色，这一典故也印证了药金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流通。明代则流传着林仙人的传说，这位自称得吕洞宾真传的道人，能以药材、草木甚至瓦砾点化金银，用于救济贫苦，他用梧桐子点化银珠、用断瓦变黄金的故事，虽带有神话色彩，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对中药炼出黄金这一技艺的想象与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所谓“中药炼出黄金”，从未真正实现贱金属向贵金属的化学转化，但其背后蕴含的智慧却推动了古代冶金学与合金学的发展。那些被用于炼制“黄金”的中药，在现代视角下虽无法创造真金，却在化学反应、物质提纯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雄黄、丹砂、水银等药材的特性被不断发掘，其应用也从炼丹逐渐拓展到中医药临床，成为治疗特定疾病的重要药材。而黄白术中“伏火处理”等炮制技术，也为中医药的炮制工艺提供了借鉴，展现了古代文化中科学与迷信交织的复杂图景。
从战国到明清，中药炼出黄金的探索跨越千年，相关药材的记载与应用，不仅是古代方士追求长生与财富的见证，更是华夏民族对自然规律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药材在丹炉中经历的高温淬炼，如同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所承受的解读与争议，虽未能真正炼出化学意义上的黄金，却炼出了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奥秘。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一古老课题，那些记载在典籍中的雄黄、丹砂、水银、戎盐，已不再是单纯的“炼金药材”，而是承载着古人探索精神的文化符号，指引着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好地理解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