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从鸦片战争后的主权沦丧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加剧，救亡图存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各类旨在支撑革命事业、推动国家独立的资金筹措形式不断涌现，救国革命基金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基金并非单一固定的组织或款项，而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革命力量为实现救国目标而建立的资金保障体系，其来源、用途与管理模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革命任务紧密相连。
清末民初是救国革命基金的萌芽与发展阶段。1894 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便意识到资金对革命的重要性，开始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款项，这可视为早期救国革命基金的雏形。当时，海外华侨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纷纷捐出积蓄，既有富商的大额资助，也有普通侨胞的小额捐献。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这种资金筹措模式进一步系统化，除了华侨捐款，还通过发行 “革命债券” 吸引资金 —— 债券承诺在革命成功后兑换成相应的国家公债或现金，以此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例如，在 1907 年镇南关起义、1911 年黄花岗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中，海外募集的资金都成为购置武器、招募志士的关键支撑。不过，这一时期的救国革命基金管理相对松散，多依赖革命党人的个人信誉，资金使用透明度也有待提升，部分款项因战乱或管理问题未能完全用于革命实践，但整体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国民革命时期，救国革命基金的筹措渠道与使用方向更加多元化。1924 年黄埔军校建立后，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而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于广东等地的税收、商业贸易以及部分华侨捐赠，这些资金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支持北伐战争等革命事业，可视为广义上的救国革命基金。此外，这一时期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在 “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口号感召下，各地出现了民众自愿捐输的热潮 —— 工人捐出部分工资，农民拿出粮食，学生义卖书籍文具，这些零散的资金汇聚起来，成为救国革命基金的补充力量。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发行 “军需公债”“建设公债” 等方式吸纳社会资金，其中部分公债明确标注用于 “救国革命事业”，定向支持军队建设和革命宣传工作。这一阶段的基金管理相比清末更为规范，国民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财政机构负责资金的收支核算，确保资金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国民革命的整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中，救国革命基金的筹措与使用始终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资金保障体系。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革命根据地内通过 “打土豪、分田地” 的政策，将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没收后转化为革命经费，同时鼓励根据地群众自愿捐献粮食、衣物等物资，这些物资与资金共同构成了支撑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救国革命基金。由于当时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基金来源高度依赖内部资源，红军还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等活动实现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抗日战争时期，救国革命基金的来源呈现出内外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布匹等物资的自主供应，降低了对外部援助的需求；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援助成为重要补充，例如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先后募集大量款项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这些援助被纳入抗日救国革命基金的范畴。此外，边区政府还发行了 “救国公债”，向根据地民众募集资金，公债的偿还以根据地的税收或物资作为担保，充分体现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理念，也让民众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救国革命基金的筹措中。
解放战争时期，救国革命基金的筹措进一步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相结合。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引导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生产，解放区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财政收入也随之提升，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支持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成为救国革命基金的主要来源。此外，解放区还通过开展 “献金献粮” 运动，鼓励翻身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为革命事业捐献资金和物资，许多农民主动将多余的粮食交给军队，工商业者则捐出设备和资金支持军工生产。这一时期的救国革命基金管理更加严格，人民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财政预算制度和审计制度，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用到刀刃上，既保障了战争的需要，也避免了资金浪费或滥用。
从历史发展来看，不同时期的救国革命基金虽然在来源、规模和管理模式上存在差异，但都承载着相同的使命 —— 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提供物质支撑。这些基金的筹措过程，既是革命力量凝聚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广大民众参与救国事业的过程，从海外华侨的无私捐赠到根据地群众的踊跃捐献，每一笔资金背后都体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救国革命基金”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已不再适用，但它所蕴含的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精神，依然是理解近代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视角，也为后人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