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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演进中，黄金始终以温润而璀璨的光泽，镌刻着时代的繁华与变迁。人们或许会好奇，中国古代哪里产黄金，那些铸造了郢爰金币、三星堆金面具的珍贵原料，究竟源自何方。沿着历史的脉络溯源，从西南的江河谷地到胶东的丘陵平原，从岭南的湿热山林到赣鄱的红土丘陵，诸多秘境般的土地，都曾是黄金的孕育之地，为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西南地区的山川江河，是中国古代黄金的重要源头之一。金沙江畔，江水奔涌千万年，裹挟着青藏高原的岩金，在盐源盆地一带因流速减缓而沉积，形成了丰富的砂金资源。《韩非子》中“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的记载，所指的“丽水”便是如今的金沙江，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已有先民窃采金沙的踪迹。2023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新出土的黄金面具上，检测到了与盐源砂金相同的微量元素，这一发现印证了古蜀文明的黄金原料，正是来源于这片古老的流域。盐源盆地的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黄金饰片，其加工工艺与三星堆金杖同源，却比三星堆文物早了数百年，揭示出这里作为西南青铜之路关键节点的重要地位。雅砻江与金沙江在盆地周边交织，形成了独特的“黄金水道”，每逢暴雨过后，安昌河流域便会有山崩发生，“金粒如围棋子，人可凭目力拾取”，先民们用摇床淘洗泥沙中的金屑，再以混汞法提炼，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珍贵的财富。唐代《唐六典》记载的全国19个贡金州中，四川独占10个，雅州、嘉州、龙州等地均在盐源辐射范围内，足见这片土地在古代黄金生产中的重要分量。
先秦时期的楚国，同样是黄金的富集之地。除了金沙江流域的砂金，荆南地区的黄金开采已形成一定规模，《韩非子·内储说上》中“人多窃采金”的描述，侧面反映出当时采金业的兴盛。楚国铸造的“郢爰”金版，是中国最早具有固定形态的黄金称量货币，这些扁平的金版上钤有方形小印，使用时需切割、称量，成为战国时期商业贸易与贵族馈赠的重要媒介。如此大规模的黄金货币流通，必然依赖稳定的产地供给，而荆南丽水流域的砂金资源，正是郢爰金币的主要原料来源。楚国的黄金开采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通过贸易往来影响着周边地区，为长江流域文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支撑。
汉唐时期，中国古代黄金的产地分布更为广泛。汉代的文献记载中，江西、安徽、云南等地均有黄金产出，而到了唐代，《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贡金之州多达六十四处，其中岭南道就占了二十七州，成为当时黄金产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江西抚州金溪县的宝山金银矿冶遗址，始建于唐穆宗长庆三年，距今已有1190多年历史，这里是中国较早的集金银采矿、冶炼于一体的矿业遗址，遗址内分布着金窟山、老虎垅、铁屎墩等多处矿洞，仅铁屎墩就有12处不同走向的矿洞遗址，堆积如山的矿渣分布范围达1.2万多平方米，深11米有余，还发现了26处炉基以及矿工使用的生活用具。白面坞上的《金溪场银坑记》摩岩石刻，清晰记载了“肇兴此坑”的时间与古人对银矿生成的认识，成为研究唐代冶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汉水流域也是汉唐时期的重要产金区，这里的采金活动同样兴盛，江水冲刷带来的砂金，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生计来源。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黄金的产地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胶东地区的金矿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黄金产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天圣年间，登、莱二州的采金量逐年递增，到了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共有25州产金，年产黄金10710两，而登、莱二州的黄金产量就达957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4%，这样的占比在古代产金史上极为罕见。胶东地区的金矿多为岩金，开采技术较砂金更为复杂，矿工们开凿深达数十米的矿洞，运用当时先进的采矿工艺获取黄金。这种大规模的开采活动，不仅支撑了北宋王朝的财政需求，还促进了当地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登、莱二州也因黄金贸易而日益繁荣。胶东金矿的兴盛，改变了此前以南方江河砂金为主的产金格局，形成了南北并举的黄金生产局面。
明清时期，黄金产地进一步拓展，云、贵、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金矿逐渐被大规模开发。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延续了古代的采金传统，砂金开采依然活跃，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矿工共同劳作，将金沙淘洗提炼为黄金。贵州的部分山区也发现了金矿资源，虽然产量不及云南与胶东，但也成为地方经济的补充。黑龙江流域的金矿开发则始于清代，随着闯关东的移民潮，大量民众前往关外淘金，这里的砂金资源丰富，成为清代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这些边疆地区的黄金开采，不仅为王朝提供了重要的财富来源，还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从西南的江河谷地到胶东的丘陵平原，从先秦的荆楚大地到明清的边疆秘境，中国古代黄金的产地遍布山河。每一处产地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先民们凭借智慧与汗水，从自然中获取黄金，用它铸造货币、装饰器物、祭祀天地，让黄金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产金之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见证了王朝的兴衰、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交融，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