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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市贸易作为中国古代至近现代边境地区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繁荣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导向、民族关系与经济需求，共同塑造了互市贸易的黄金期，这些阶段不仅见证了商品的流通，更承载着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和平共处的愿景。从古代的榷场贸易到现代的边民互市，互市贸易的黄金期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宋代是中国古代互市贸易发展的重要高峰，其中宋辽时期的雄州榷场堪称典范。公元977年雄州榷场设立后，虽因战事屡有中断，但在1005年澶渊之盟后进入了稳定繁荣的阶段，直至北宋末年长达百年之久。这一时期，雄州作为河北缘边的军事重镇，同时成为宋辽两国贸易的核心枢纽，形成了与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榷场联动的“四大榷场”贸易链。互市贸易的黄金期在这一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时任雄州知州何承矩力排众议重开榷场，以贸易促进边境和平，用经济纽带替代军事对峙。宋朝凭借生产力优势，通过榷场出口茶叶、丝绸等商品，换取辽国的粮食、马匹等战略物资，甚至通过倾销奢侈品实现“以无用易有用”的贸易智慧。这种官方严格管控下的互市贸易，不仅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更推动了辽国“衣服渐变存语言”的文化融合，将其纳入以宋为中心的东亚货币圈，成为古代互市贸易的黄金期最鲜活的注脚。
明代的互市贸易在政策调整中迎来了新的繁荣高峰，形成了茶马互市与海上互市并行的黄金发展阶段。在茶马互市领域，明朝建立了健全的管理体系，设立12个茶马司统筹贸易，并推行巡茶御史制度严厉打击私茶，通过差发马互市、招番中马互市等多种形式，使茶马贸易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互市贸易不再局限于茶叶与马匹的交换，更涵盖了各类生产生活必需品，成为中原与边疆民族经济互补的重要载体。而隆庆开关政策的实施，则开启了海上互市贸易的黄金期。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远洋贸易，至1644年的七十八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高达3亿3千万两，占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城市成为国际贸易枢纽，丝绸、陶瓷等商品通过海上航线远销海外，香料、药材等异域物产持续涌入，形成了“商船往来不绝，货物堆积如山”的繁荣景象。隆庆开关后的七十八年，不仅是明代互市贸易的黄金期核心阶段，更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进入现代，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边境地区的发展，边民互市贸易迎来了新的黄金发展阶段。在云南红河州，依托“一带一路”的区位优势和“互联网+边民互市”的改革推进，2023年河口口岸恢复通关后，边民互市贸易迎来了快速增长的黄金期。富滇银行推出的“边民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边民贸易中的资金难题，截至2024年，仅该银行就办理边民互市结算16.2万笔，金额达12.59亿元，让边民通过贸易实现了稳定增收。在西藏地区，边民互市贸易同样展现出蓬勃生机，亚东县帕里市场与仲巴县里孜市场成为核心贸易点，里孜市场每年5月至10月的黄金季节，年交易额突破3000万元，仅向尼泊尔出口的活羊就达10万只。现代互市贸易的黄金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品交换，更融入了数字化结算、金融支持、政策红利等多重元素，成为推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互市贸易的黄金期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片段，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由和平环境、政策支持、经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宋代的榷场贸易黄金期，植根于宋辽双方寻求和平共处的政治共识；明代的互市繁荣，得益于制度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勇气；现代边民互市的兴盛，则离不开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引与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不同阶段的黄金期，虽然持续时间、贸易形式、商品种类各有不同，但都展现了互市贸易跨越疆域、连接民族、促进发展的核心价值。
从雄州榷场的车马喧嚣到河口口岸的数字流通，从茶马古道的驼铃声声到跨境电商的指尖交易，互市贸易的黄金期始终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演进。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平台，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平共处的纽带、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互市贸易的黄金期虽有长短起伏，但始终承载着人们对互利共赢的追求，这种跨越千年的商贸传统，至今仍在边境地区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